香港中華民國學校歷史, 1931-1997：檔案回顧及資料搜集

對很多回歸前的港澳人士，尤其是文化界中人，中華民國教育肩負著「正統中華文明」承傳的重任，是其共同回憶的重要一環，其中的影響極其深遠。香港社會大眾對中華文化的仰慕、對正(繁)體字的堅持、對傳統人倫價值的重視、對「以史為鑑」式歷史教育的偏愛、甚至對共產政權的強烈反應，均顯現著幾十年來中華民國教育的主調餘韻。不少文化界中人曾就讀於內地、本地、甚至在臺的中華民國學校或和專上學院，也有受其有關師長或其有關學校、學院的影響。他們既有赴臺就讀的香港或東南亞華人子弟，也有在本地學校和專上學院，如中文大學(尤其新亞書院) 、珠海書院等就讀的本地學員。透過學院、師長，他們將中華民國國族文化要旨一直薪火相傳下來。近年傳媒演藝文化界吹起了一股民國風，不單只湧現了不少以民國為背景電影、電視片集及小說，國內的學術界也重燃研究民國歷史的風氣。在中華民國教育的研究與論述中，不少集中於國內1949年前的民國時期教育，例如中國人民大學的何黎萍即討論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國民統治區的女子教育(2005)，重慶師範大學的奚正新也介紹了民國大學的德育教育(2013) ，也有集中在政治教育的研究的，例如何建國的〈國民黨教育方針演變考述〉(2014)，鄭超〈1920年代國民黨與青年黨關於“黨化教育”的論爭〉(2015) 。當然也有就戰時教育的分析，如鄭琳春 (2015)〈抗戰時期的國民黨幹部教育〉，李琳 (2014)〈抗日時期國民黨的戰時教育方针及其考虑因素〉，潘國琪 (1995)〈抗日戰争時期國民黨统治區的教育述評〉和就重要民國歷史或教育人物的研究，如張太原的〈胡適與國民黨的黨化教育〉(2017)、何健國、周武《孫中山著作的植入與國民黨三民主義教育》(2013)。許多研究者採取自上而下的模式解釋教育和勢力的關係。他們認為學校對學生灌輸教育，傳遞態度、集體記憶和統治階級提倡的身份認同，甚至複製有利統治者的不對稱社會關係(Giroux, 1983; Wong, 2006)。這一觀點將社會中的權力施行者和受施者放於完全的對立、忽視了兩者的關聯及其可能共通的領域(Wong, 2006) ，這觀點也忽視了執行者(學校/大學體系) 和受施者(學生)的自主力量，絕對敵對分割的詮釋未免令人難完全信服。有見及此，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黃庭康通過中華民國的僑校政策(2015)，蒐集、耙梳了大量政府行政機關及院校檔案資料，修正了單線、平面的歷史謬誤，將僑生政策的歷史真相還原，呈現黨、政、教在僑生問題的分歧，進一步解構威權時期遺留下來的僑生論述。雖然黃庭康分析了僑校政策在社會再造中的作用，並利用了大批官方政策文獻，補充了由上而下、單面分析的不足，也從受教者、即僑生的角度分析了其實踐，可是其研究並未對香港的中華民國教育及其僑校的發展有太多的論述。事實上，香港的教育歷史研究過往主力分析港英政府與教育的互動，只有十分少數的學術研究涉及中國政權在殖民地時潛在教育的工作。殖民時期的香港除了港英政府的管治可視為一種霸權，中國共產黨政府及台灣國民黨政府均曾為香港潛在而活躍的政權勢力。有關共產黨教育的故然不多，國民黨在香港的工作及其學校從來更只有寥寥可數的學術研究。林嘉嘉(2002)的博士論文以中華民國學校德明中學為例探討國族主義和教育的關係，其中強調中華民國這股在殖民地時潛在的國家勢力如何利用教育達至其政治目的，另外，蕭國健和謝永昌的《國民黨之香港百年史略》（2010）略談國民黨於教育的貢獻。周愛靈(2010)則從文化教育著手闡述冷戰時期的新亞書院，強調教育在維持傳統合法性的角色。他們或以教育史學觀點，或以教育文化分析，同樣利用及整理了大量歷史檔案資料、報紙資料及政府文獻，對香港中華民國教育歷史拼圖作出不少原創的分析及補充。正正由於欠缺有關研究，加上題目略見敏感、舊文資料散佚，真實知情、肯暢所欲言又無潛在意圖的受訪者比較罕有，故此我們就以「中國民族主義、影子政權與教育：右派學校在香港，1931-1997」為題，撰寫了數十頁的研究方案在2015向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申請撥款，希望能記錄有關議題的部分歷料，有幸在面試後，計劃書略修改即獲撥款，研究隊伍均感欣喜，而本文即是在兩篇有關的英文論文出版之後的唯一中文成品，同時，我們的研究團隊亦應基金會要求，預備了一份簡單、適合初中的教材套予有興趣人士。本文記錄了筆者在收集資料過程中的喜樂及得失。事實上，本題目史料散佚、涉及人口聚多、記錄的層面廣，尚存諸多待探討的議題供後來者修正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