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揮新體: 王勃樂府詩的復變

初唐詩人王勃（650–627）今存作品中，體裁上屬“詩”者，樂府只有寥寥數首。這個現象容易使人對其樂府創作的貢獻輕輕略過，沒有太多注意其價值及其在王勃文學創作生涯中的作用。本文針對這個現象，對王勃樂府詩作在文學傳統的繼承和創新方面作考察，審視其“詩歌”創作觀念和實踐中，樂府傳統所起的作用，從而對於其韻文創作活動中所體現的詩、歌、賦三種文體的交互作用，作一粗淺的探討。

初唐四傑作為一個整體研究對象，前賢論述備矣。其中聞一多（1899–1946）的研究一直被奉為圭臬，聞氏奠基之功誠不可沒，但對於四傑各自的文學特色往往因“四傑”、“四才子”這兩個早見於初唐時期的集體稱號，而將四人的創作作類同化的處理，也一直成為學界的指引。對於四傑文學的研究，近年有了相當大的進展，在多種以“四傑”為書名的專著中，學者對四人創作的共性和個性條分縷析、細緻入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王勃詩的研究而言，日本方面，近年較有建樹的有今原和正、高木重俊、道坂昭廣等， 美國方面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早年的《初唐詩》中的相關章節，在論述王勃時所用的“新儀範”（new decorum）一詞，成為了丁香（Ding Xiang Warner）論述王詩的一個關鍵詞和出發點。而筆者亦就其詩、賦、駢文等創作發表過論述。然而本文討論的對象——即王勃的樂府詩創作，在上列研究中最多只有片言隻字提及，並無集中討論。楊曉彩的《王勃研究》在論詩的章節提及〈臨高臺〉、〈銅雀妓〉等樂府作品，但沒有專題對其樂府作探討。近年錢志熙、吳相洲二位師兄致力於樂府詩研究，在其著作及主編的系列中，對初唐樂府稍有論述，惜亦未將王勃樂府作為重點研究課題。近年來樂府研究的新成果，為本文造就了有利條件，成為本研究的重要基石。

王勃的樂府創作在其文集中沒有佔上很大的比重，但並不說明此體不重要。相反，樂府傳統在王勃文學中所構成的思想和形式兩方面起著十分積極的作用。本文試圖窺一斑見全豹，以此作論述焦點。王勃的樂府創作承先的地方甚多甚明，其不同於前人處及影響所及則少有鑽研。本文嘗試就這些方面進行考察，著重探討王勃樂府作品的形式特點，試圖論述評價其樂府詩作的實踐經驗，對其自身創作的意義，以及初唐文學發展史上的作用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