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覽世界，發現中國——以吳闓生編譯的明治日本地理教科書為中心

作為新文類的晚清教科書雖與高文典冊相距甚遠，卻承載著當時有關地理、歷史的普遍法則與共同言論，輾轉流傳，化為常識，直接形塑了讀者的世界想象。同時，教科書也是教育者、編纂者力圖將青年轉化為「國民」、「公民」乃至「世界人」的重要法門。眾所周知，隨著清末留日學生數目的增加，西洋書籍、各類學說經由日本的「中轉」，在翻譯、重譯及改寫後，大量湧入中國。在本土教科書付之闕如的二十世紀初，譯自明治日本的地理、歷史教科書擔負著將碎片式、片段式的「新知識」加以脈絡化、系統化的功能，也成為後繼者的編纂範本。本文以矢津昌永撰寫、吳闓生翻譯的明治日本地理學教科書《世界地理學》（東京丸善株式會社，1902，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及吳闓生隨後根據東京初版自行刪掇釐定的《改正世界地理學》（上海文明書局，1903，東京都立日比谷圖書館實藤文庫藏本）作為分析對象，借鑒晚清西方文明等級論在中國的傳播情形，探討如下問題：地理教科書中的文明話語如何對亞洲意識的塑造發揮效力；書中的世界想象、中國敘述經譯者過濾了什麼內容；其中折射出中、日知識人對亞洲論述的何種心態差異。本文不僅探尋教科書中「世界」與「中國」的時空面貌、價值體系，更希望以文化認同作為理解的基礎，在中、日之間的思想鎖鏈上定位譯者吳闓生，尋繹其在「新知識」與「舊道德」之間進退維谷的艱難處境、複雜心態。